中共前政治局委員、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試圖打造的毛式紅色基地已然夢碎，但是中國知識界的左右之爭至今仍在激烈進行。
過去一個月來，著名自由派知識分子再次遭遇人身攻擊與威脅，極左意見領袖為“四人幫”之首江青平反，這都凸顯社會思潮依然暗流涌動，左右雙方對現狀都不滿。領導層試圖以官方結論為社會思潮定調，實際上是樹欲靜而風不止。
這一輪左右激烈對陣的起因為何？它直接源起于4月25日與5月4日，著名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者茅于軾在沈陽與長沙出席演講，先后遭鬧場與示威，一場講座被迫取消。
從反對者發(fā)布的照片看，長沙的示威人數不多，但氣勢壓力，各種造勢道具齊出，包括紅旗、毛像與“漢奸過街人人喊打”等橫幅，甚至有“還我熙來”的布條。此后，茅于軾聲稱，他家里持續(xù)收到騷擾與威脅電話。
自從兩年前發(fā)表文章全面批判與否定毛澤東以后，茅于軾一直是“毛粉”（毛澤東粉絲）攻擊的靶子。這方面的新聞報道去年曾一度減少，近期再次惡化。引人注目的是，官方媒體《環(huán)球時報》直接涉入論戰(zhàn)，發(fā)表評論質疑他的身份“比一般學者復雜得多”，還暗批他是“分裂社會的沖突點”。為此，茅于軾也撰文反擊“擁毛分子”才是社會的“毒瘤”。
到了上周，適逢江青忌日，左右論爭更到一個小高點——意見領袖張宏良發(fā)聲明悼念江青，質疑當局掩蓋她的死因真相，還不點名批評中共1981年通過的《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》是“顛覆共產黨”。張宏良將決議的負責人指向胡耀邦，雖然大家都清楚，當時的中共最高掌舵者是鄧小平。
在中國，左右之爭從來就不是純粹的意識形態(tài)問題，更不是學術問題，而是牽扯到權力斗爭與中共執(zhí)政合法性。在中共建國前至改革開放初年，所謂的“路線斗爭”就是政治斗爭。1990年代，路線之爭被“不爭論”的要求抑制住，中國進入一段全力發(fā)展經濟的階段。到了2002年左右，隨著中國加入WTO，貧富差距明顯擴大，以及國企私有化引起激烈爭議，左右之爭再次浮出水面，尤其在2008年后的幾年里，重慶的“紅色試驗”讓民間的左派力量得到整合與提升。而今，民間左派群體的組織已相當成熟。去年“916”反日大游行，其中就有他們力量的展示。
此時此刻，外界十分關注的問題是：左派群體的動作，究竟是試探當局的底線，還是由于受到當局的鼓勵？這個問題，也值得體制內人士思考。
《光明日報》本月初報道說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今年1月提出“兩個不能否定”——改革開放前后的歷史時期都不能否定。無獨有偶，近期網上傳出，中央辦公廳發(fā)出“七不講”的通知，一些評論者得出中共“向左轉”的結論。
仔細品讀“兩個否定”，核心要旨仍是要超越左右，同時與1981年的決議一樣，他也強調不允許否定毛澤東，理由是這必導致否定中共領導與社會主義制度。至于“七不講”，可能也是當局平衡輿論的嘗試。
綜觀當前的社會與政治現狀，在推進市場經濟、甚至在推進法治、人權的理念層面上，自由派是占上風的，但與此同時，中共執(zhí)政地位與現行體制是他們不得撼動的底線。從1990年代以來，中共一直在改革與維護專政這兩個內部存在緊張的命題上，設法取得平衡，或曰達到“有機統(tǒng)一”，但是隨著信息流通，腐敗久治不愈，加上體制外力量的長成，這種平衡已經日益艱難。在可預見的未來里，中國輿論兩極化、腐敗難愈的情況很難改變，而當局的“左右平衡”，同時也是“左右為難”。它是否會選擇“寧左勿右”，堅持居中，還是更為大膽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，備受關注。
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提出，要“道路自信、理論自信、制度自信”，這些自信如何轉化為更實質的反腐、促進社會公平正義、減少司法不公，這是當局的考驗?？梢钥隙ǖ氖?，反腐與社會公平正義，才是全國最大共識之所在，也是鞏固執(zhí)政合法性的根本法門。當局須與時間賽跑，時間在快速流逝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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